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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闭门寻侣漫看书:庚子胜疫记
    新闻分类:艺术传真   作者:申博    发布于:2020-06-09 21:27    文字:【】【】【

     

      2020年的春节之后,一个人宅居家中,每天以《汉书》、《后汉书》、《唐书》、《五代史》下酒,与班兰台、范蔚、欧阳修共饮,刘耀远、薛居正为皂隶,约九十多天的时间里,喝掉了旧藏三十至五十年的茅台、五粮液近20瓶,得读书札记一百数十页,名之曰《庚子胜疫记》,因赋此小诗。

      我几十年的耕读生活,所读的书虽“不求甚解”于,毕竟以传统的典籍为主;传统中,又以经、子、集部为主,于史部所下的功夫,实在常之少的。虽自恃历史知识的积累不算太薄,但羞于启齿的是,我的所有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从小学开始的历史演义再到后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二十四史》,除了因查资料时的翻检,从没有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一部。终于,己亥消夏为排遣无聊了《史记》之后,便拟于庚子消夏重点《汉书》、《后汉书》、《唐书》、《五代史》、《宋史》、《明史》。不料新冠肺炎突然暴发,“百无一用”的我辈,遵守的令行,以不动为行动,无事为贡献。于是,消夏计划的启动,便提前到了新春。

      我一直以为,人生的内容,根本者有三:工作、吃饭、睡觉。每一个人,失去了这三项中的任一项,人生就不复存在的可能。但人生的意义不仅在“生”,更在“悦”,所以,辅佐的内容又有五:会好友、游好景、看好戏(赛)、赏好画(乐)、读好书。每一个人,必得有这五项中的一项或几项,否则,其人生便毫无乐趣之可言。这总共八项内容中,有些是可以独处而完成的,大都是必须群聚而实现的。所以,这次为胜疫所作的居家令,对生活影响最小的应该是作家、书画家。因为,他们的工作完全可以在独处中进行,这一点,在其他行业的人实在很难做到;而他们的娱乐,毕竟还有读书一项可以聊慰寂寥,这一点,更是其他爱好的人所无福消受。不妨想像一下,三个多月来,冲锋陷阵在前线、后方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部门的公务员、社区的物业管理员,固然是万分的辛苦,但毕竟还有事可做;独孤的大多数人群,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既不能上班工作,也不能访客会友、游山玩水,既不能看戏剧电影、体育竞赛,也不能观美术展览、听音乐会……整天无所事事,那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啊!则作家、书画家们能与平时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地生活,又是何等的幸福而且幸运!

      于是,两耳亦闻窗外事,一读圣贤书。冷冷清清、当然如此的读书是独孤而寂寞的,然而,外面的世界,先是国内,紧接着是全球,战“疫”的形势轰轰烈烈、扣弦;书中的世界,从龙虎斗到蜗角争,更是风起云涌、你死我活。“无声我亦听雷震,天马大风忠义难”两句,所写的便是我的这一历史同时也是现实。其中,“天马”、“大风”是感慨于汉高祖、汉武帝的创业垂统和文治武功,“忠义”则是感慨于欧阳修的《书》、《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独树一帜的史学思想。

      《二十四史》,世咸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明史》五种为佳,《宋史》、《元史》两种为劣,余皆无可无不可者。若欧公《书》、《新五代史》,大率据刘耀远、薛居正旧本,成之盖易,未足称也。余以为不然。欧公二史,于史料之搜罗爬剔,用功之勤自不逮刘、薛,而亦有所补正焉。而其用心,不止在史实,尤在引史为鉴,所以资宋世之治也。虽然,资治通鉴,此诸史皆然,而论用心之切,即五史有不逮,唯嗣后司马为后先。所鉴者,崇文抑武也。故欧公二史,要在倡忠义而抑文艺,司马则不载文人。其用心虽徐无党未解。且他史之资治,笼而统之。有的放矢若欧公者,未之有也。

      这里所说的“用心之切”,不仅指史家资治的“迫切”,而更指“真切”,亦即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所以,同样是以史实为体、以资治为用,就古论古而寓褒贬,亦若“我注六经”,其鉴今之“论从史出”便显得概而论之;而借古讽今以寓褒贬,亦若“六经注我”,其鉴今之“论以带史”便可以对症下药。

      平心而论,从史实的详备和资治的泛论,刘昫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比之《史记》等纵有不足,但比之《南史》、《北史》等实在是并无逊色的。欧阳修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对它们进行呢?正因为这二史对于赵宋王朝是最直接的前车之辙,却完全没有提供以具体的借鉴针对。

      众所周知,宋太祖有鉴于唐王朝的亡于藩镇武将,因此而策国以“崇文抑武”。这个“崇文抑武”有别于汉高祖“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修文息武,它不是让“国之大事”的武力休养生息下来,而是从根本上阉割它的作为能力。这一国策的实施,保障了宋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梦华,至使“髫髻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据米芾《画史》,当时的风尚,从“才子鉴士”的精英到“妇人孺子”的大众,莫不以“五王之功业”为“糠秕埃垢”,“不及少保(之书画)远甚明白”。一如今天世纪之交的前后,不少年轻人亦曾于追捧“天王歌后”而不识两弹元勋为何人。这就导致了国民“行健”的严重衰退和边患的日益吃紧,虽不断加大割地赔款的力度,仍不能稍缓外力入侵的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大批有识之士迫切地需要从最直接的前车之覆中为时势寻求对症的借鉴。而刘昫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由于遵循的是传统的史学体例,对于宋王朝“带着问题”的取鉴便显得不明、义例无次、“诚不可以垂劝诫、示久远”。欧阳修之所以要主持二史,显然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他一贯的治平思想,是以“崇义抑文”来反拨“崇文抑武”之弊。这一思想观点,见诸于其诸多的文章,如《送徐无党南归序》等。由于不能直接地施之于现实,所以只能通过修史来间接地并扩大其影响。

      我们知道,之前和此后任一国史的列传,撇开后妃室不论,继本传之后的类传,大多以循吏、儒林、文苑居于先,忠义、烈女、货殖为次,外戚、四夷居末。其依据便是“士为四民之首”和“内中国外夷狄”的礼仪秩序。然而,在《书》中,却将《旧唐书》排在第五的忠义移到第一!更别列《旧唐书》中所没有的、叛臣、逆臣三传置于四夷之后!忠义传“序”明确表示:“忠义为天下之大闲(防)。”因此,尽管其多出于“编伍”不读书人,却被置于循吏、儒林之前。奸、叛、逆臣传“赞”则认为:“有国家者,可不戒哉!”因此,尽管其中不乏诗礼贵胄,却连夷狄也不如,简直便是不齿于人类。《新五代史》列传人物,同样忠义死节,鄙斥不忠不义,所列唐六臣传、杂臣传尤见其用心。尽管“一代之臣(指专事一姓者)未必皆可贵”,但“夫入于杂(指历事数朝者),诚君子之羞”!

      无论崇文还是抑文之“文”,从广义上泛指文化,从狭义上则专指文艺。宋太祖的“崇文抑武”,本意是广义之文,但当时和后世的理解多有偏向于狭义的。而欧阳修的“崇义抑文”则专指狭义之文亦即文艺。《旧唐书》文苑传“序”以文艺“足以纬俗经邦”而“辉铄古今”;《书》则认为“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君子……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在其他文章中,欧阳修更反复申说文艺之“不可恃”、古今“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这一抑文的观点,并不是否定文艺的重要性,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德成为上,艺成为下”、“先器识,后文艺”的序次,庶几摆正虚的软实力与实的硬道理之间的关系,以反拨“鄙黜百行,独尊文艺”的崇文趋向。针对米芾所述时人对五王与薛稷也即功业与文艺的见识,《书》不仅鞭挞了薛稷附逆太平公主、窦怀贞图谋不轨的,更高扬了五王中兴唐室的功绩几乎可以媲美陈平、周勃的安刘兴汉。

      宋太祖之南征也,南唐遣徐铉朝于京师,欲以口舌驰说存其国,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宋臣虑太祖为其辩才所屈,请缓之。太祖不听,明日朝于廷。太祖使毕其滔滔累数百言无懈,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奈何见伐?”太祖应之以曰:“父子为两家可乎?”铉无以对而退。呜呼!大哉!何其言之简也!因思周世《征淮南诏》务较曲直以为辞,何其小也。则世之英武有足喜者,岂为其辞之过欤?则宋室之崇文抑武,所以求天下之易治也;欧公之崇义抑文,所以虑天下之孱弱也。

      关于徐铉与宋太祖的对话,有多种版本,诸如“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等等,莫不相当精彩。但欧阳修却只取“父子两家”一说,以“何其言之简”来反衬究心于文字语言的“不可恃”而“皆可悲”,其用心显而易见。没有硬道理,光有软实力,“文章丽矣,言语工矣”,守不足干我城,攻不能屈人兵,秋风何处?“予窃悲其人”。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宋徽的竟会是李后主的翻版!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根本的问题,不在对文、武的孰崇孰抑,而是无论文武,也无论张弛,都必须忠义为根本。离开了忠义,武可能为害,文亦必沦于无行放荡;而坚守了忠义,武可以立功建业,文亦有助于。尤其对于武的为功为害,同时的苏洵在《上韩枢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要之,忠义行于天下,则丰衣足食的货殖,兵强马壮的武备,莺歌燕舞的文艺,都足以而决不会为祸于国泰民安。

      范文澜认为:“吾国历史上讲究气节,自北宋始,实由范(仲淹)、欧(阳修)、尹(师鲁)等人为之先倡。”(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篹评注》)三家之中,尤以欧阳修倡之最力。特别是《书》、《新五代史》颁行之后,《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宋代几成废弃。两宋三百余年,无论文臣还是武将中,不能说摒绝了,但确实很少再有《书》中的叛臣、逆臣,《新五代史》中的六臣、杂传人物;即使武力萎靡,但“忠义贯日月”、“天地有正气”却、始终高涨!这,不能不归功于欧阳修的“崇义抑文”思想,包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唐书》、《五代史》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

      国史之史家,率皆止为史家。故所述作,要在史实,即鉴今以资治,亦多论从史出。唯欧公则不然,于史学之外,、吏治、儒学、文学、集古,莫不卓然大成。故其于国史,自不屑于史家之史,而务为君子之史,而以论带史。《书》、《新五代史》是矣。君子不器。非史家,非宰辅,非循吏,非儒者,非文人;而亦史家,亦宰辅,亦循吏,亦儒者,亦文人。是欧公者,二十四诸史家之孤家也。《书》、《新五代史》者,二十四诸史之独例也。赵绍祖氏《新旧唐书互证》,不此之旨,唯史实是证,失其本矣。

      虽然,我还没有完全部的《二十四史》。但就所已经过的七八部以及浏览过的十几部,像欧阳修这样的史家——更准确地说是不止为史家及其著述,所给我的阅读印象,便像是在与知己的朋友交流人生的,而且颇有千杯少的。这种感受,在读其他诸家的著述时不能说一点没有,但肯定没有像读欧史那样的强烈。所谓“尚友古人”、“君子以义”,此之谓欤?

      三十年前,谢稚柳先生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副对子,系改欧阳修的同志苏东坡诗句的“虽”字为“唯”而成:“行乐及时唯有酒,出门无侣漫看书。”东坡当然也是我越千年的谬托知己,所以为我当时的生活写照,每一个熟悉我的朋友都认为形神兼备。我想,如果把下联改作“闭门寻侣漫看书”,不更成了我今春的起居实录吗?而“古仁人”,应该正是通过这样超时空“求其友声”的交流磅礴通于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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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0-06-09 21:27  【打印此页】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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