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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试论沙孟海在当代书法发展中的典范意义
    新闻分类:艺术传真   作者:申博    发布于:2020-06-22 14:48    文字:【】【】【

     

      6月11日是沙孟海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作为20世纪书坛的代表人物,沙孟海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人格,在书法、篆刻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高峰的称谓,往往是经过时间沉淀、学术追问、历史过滤,褪去的利益、情感、纷争与,由不持和独持己见的史论者们给出的判断。其具有艺术的深度、广度、高度与温度,尤其在历史长河中给后来者具有典范意义。研究一座已耸立的高峰,探究他们成长的规律和径,这有利于当代书法界寻找到突破高峰的方法。今年正值沙孟海先生诞辰120周年,我们以沙老为代表,从他的作品、学术思想、人物品格等多个角度出发,探寻他在当代书法发展中的典范意义。

      每个民族与国家的自信与梦想,来自于对自己民族文化正脉的坚守,书法的发展就是一个对文化正脉的传承与创新的过程。沙孟海在许多文章和场合中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作出过总结,屡次提到了“转益多师”和“穷源竞流”的传承之法。

      而沙老所提到的“穷源竞流”更是为我们传承文化正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学习方法。“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来,作者用怎样的方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竞流?要寻找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总结起来就是学某一种碑帖的时候,同时学习与之相关的墨迹碑帖。纵览沙老的书法作品,融汉魏碑版、“二王”、颜书、两宋、晚明帖学与清代碑学,形成了雄强豪迈、大气磅礴的主体风格。这和他对古今碑帖“穷源竞流”式的学习与传承密不可分。

      于篆刻,沙老同样注重对传统的继承,他以文字学、金石学为根本,强调远近师。吴昌硕曾对其印章作出评价,谓“虚和整秀,饶有书卷清气”。沙老把秦汉玺印作为取法的根本,翻阅《沙孟海全集4·篆刻卷》,可以看到沙老创作了大量拟古玺、秦印和汉印风格的印章,也有许多印从当时的钟鼎铭文、匋文、封泥中取法。同时他也从明清以后的流派印中汲取养分,除了亲炙吴昌硕、赵叔孺以外,沙孟海对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诸家均有涉猎。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不囿于对风格形式的学习,特别其他印家的创新,增强“印外求印”之本领,最终形成了兼具金石气与书卷气而浑厚古朴的印风。

      “转益多师”和“穷源竞流”这两点可以说是沙老一生治学治艺之法的结晶,甚至是学书治印的金科玉律。这两种方法不仅仅适用与书法,同时也适合其他中华文化之传承。

      原创作品是对既定参照物的怀疑与否定,是在刷新固有的经典界面之后呈现出破土而出的生命气息,是在展现某种被忽视的体验,并预设着新的可能性;原创是可经过、可停留、可发展的新的存在,是新的经典的原型,具有集体共识的社会价值。沙老在《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的文末强调:“新风格是在接受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集体努力,发展,齐头并进,约定俗成,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丢开传统,是不可能从空中掉下一个新风格来的。”在《〈海岳名言〉注释》中他又谈道:“熟悉诸家,吸取众长,融会贯通,乃成自己面目,这便是创新。”可见,沙老于原创为我们指明的依旧是深耕传统,传承经典的道。而沙老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曾总结道:“学书的,死守着一块碑,天天临写,只求类似,而不知变通,结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么价值呢?”显然,在沙老看来,一味地照碑帖临写,写得再像,若不变通,终将沦为字匠。这篇文章中,沙老还将其中的帖学分为了“在二王范围内求活动的”和“于二王以外另辟一条径的”两部分,并将“颜字”单独划分出来论述。论“颜字”:“他是无所不学的,他那副雄伟深厚的,全从汉碑得来,用笔方法,是把钟繇参入隶体中,换句话说,就是用隶书的方法来写真书。他是兼有帖学碑学之长的——帖学和碑学,本没有截然的区别。”这段话清晰地表达出沙老对颜真卿碑帖相融书风的认同与敬仰。沙老也亲身实践,走出了二王以外的另一条径。

      沙老在那个时代开拓出的径中,他的榜书艺术可以说是其中又宽又长的一条,人们誉之“海内榜书,沙翁第一”。他所处的时代,一边是受尊碑抑帖思想影响的传统碑派,一边是以沈尹默为代表的重振二王一脉书风的帖学派。然而一味尊碑或崇帖,偏执在所难免,恰好碑帖各有长短,可以相互弥补。沙老将二者巧妙融合,打破碑帖界限,用碑来增加帖的厚重,用帖来化解碑的板滞,形成了凝重而又跌宕,正大不乏飘逸的榜书特色,与过去篆书、隶书、楷书等为主的正体大字区别开来。

      此外,在不少研究沙孟海的论文中讨论了沙老的章草艺术。因为章草上承篆隶,下启今草,本身就有碑帖融合的性质,沙老将其带入了行草书创作中,加强横向取势,使作品更为高古,又富有现代感。章草的融入,在“沙体”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诚然,想通过碑帖相融来出新,不是靠简单地把帖写得浓密粗壮,在碑中加连带就能解决的。

      沙老以学问立身,先文后艺,他的书法和篆刻更像是他学术成就所衍生出的副产物。博闻强识的他,在文学、考古学、文字学、金石学、书学、印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此等能力是我们当代众多书家所不具备的。他的学术,足以成为我们现代书学的治学典范。

      沙老对学术的重视,源于他对学问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沙老的《与刘江书》中,多次强调学问的重要性:“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当前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在沙老看来,学问是终身之事,作为专业书家,一定要有学术思想,把学问作为书法艺术的基础。在《九十感怀——在“恭祝沙孟海教授九十华诞”祝寿会上的讲话》中,他说道:“书法这门学问,依赖于文字,没有文字便没有书法。好比文字依赖于语言,工艺美术依赖于工艺,建筑美术依赖于建筑工程一样。”可见沙老清晰地认识到汉字乃书法的创作之基,要把书法作为学问来看待。

      沙老的另一治学典范是敢于质疑,思考。针对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沙孟海曾在《碑与帖》中写道:“北方书迹留传到今天的大多数是碑刻,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启牍,不能说他们不长于启牍。今天看到敦煌、吐鲁番等处发现的汉、晋人的启牍也不错。南方书家写的碑版,数量虽少,书体与北魏出入不大。”这段话清楚表达了不能轻率断定北方不善启牍,南方不善碑版。在碑学前辈大家的思想下,他依旧清晰洞察到了这一理论的问题所在。即使是沙孟海早年非常的康有为,对于他“凡碑皆好”的理论,沙老依旧提出质疑,认为是“偏激之论,非公允之言”。沙老实事求是的态度,抗志希古的学术品格,值得我们学习。

      历朝历代都有论及人之性情与书法的关系。从沙老的书论、印论中可见,他也关注人的学养品格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如他评倪元璐:“他和黄道周同时,而且志同道合,很交好。明亡时,他们都殉国而死。他们平素为学,崇尚节概,严正之气,流露于行间字里,和赵孟頫、王铎一辈子,自然两样……说艺术是人性的流露,引他们三人做例子,再恰当不过了。”又如他评吴昌硕:“由于吴俊卿的气魄大,识度卓,学问好,功夫深,终于摆脱了寻行数墨的藩篱,创造了高浑苍劲的新风格。”有这样的认识,沙老自然也是轨物范世。

      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但同时艺术也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并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因此,作为艺术家,不能停留在孤芳自赏或闭门造车的阶段,不仅要用创作影响人们的面貌和思想感情,还要能够积极作用于社会生活。沙老正是这样一位深受老百姓喜爱又能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艺术家。

      沙老在1979年当选西泠印社社长,1981年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领导这些艺术期间,沙老进一步健全完善机构内部的治理机制,强调“学术基因”,包容并蓄,多次组织学术研讨、对外交流、展览、编辑出版等活动,为印社、书协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中坚力量,奠定了书法篆刻艺术发展的人才基础,也为当代的艺术的治理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不仅推动了本土的书法教育发展与民族文化振兴,沙老一代的艺术家还广泛接收外国留学生,促进了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界的。据《高等书法教育四十年》一书中的外国留学生名单,从招收第一个书法系留学生开始至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美院招收了来自日本、英国、法国、、、新加坡、奥地利等国40余名留学生。

      沙老毕其一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宝贵文化财富,同时也给我们当代书法人带来了诸多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上的,引导我们攀登下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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